奇耻大辱 皇帝被俘重臣被杀 大明一蹶不振
大明正统十四年（1149年），瓦剌太师淮王也先率军大举入寇，明英宗朱祁镇命御弟郕王朱祁钰留守京城，自己和王振亲自率兵征讨瓦剌，在土木堡全军覆没，明英宗蒙尘塞外，王振被护卫将军樊忠诛杀，从征的英国公张辅、户部尚书王佐、兵部尚书邝埜等重臣皆亡。如此惨败犹如晴天霹雳，震撼着明王朝。围绕这个明史上的奇耻大辱，有几个误区需要讲明。
一、王振削减马价并无大错，也先此次大动干戈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。
自正统四年夏五月，瓦剌太师顺宁王脱欢病死，其子也先嗣位以来，势渐强盛，多次进攻塞北，瓦剌部的势力不断向外扩张，首先征服了鞑靼蒙古，继而分化了河西三卫，最后征服了兀良哈蒙古，势力推进辽东，压迫女真各部，威胁朝鲜安全，明王朝长城一线的任何一个隘口要塞，随时都会遭到瓦剌铁骑的冲击。也先大举入侵，仅是迟早的问题。何况，瓦剌朝贡不仅人数连年剧增，给明朝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，而且他们还借机抢夺明军武器，殴打明军，严重危害了社会治安和国体，更有甚者，瓦剌贡使居然深入各地侦察山川形势，探听明朝虚实，危害极大。而且正统十四年二月的朝贡中，实际只有2524人，却虚报了3598人，且马匹瘦小，让人忍无可忍，因而减少马价势在必行，王振此举并无过错。
因此，说瓦剌入侵是由王振削减马价所引起的，是站不住脚的。王振的做法只不过为也先找到了大举进犯的口实而已。
二、御驾亲征的出发点是好的。
首先，明代诸帝有上阵杀敌的优良传统。洪武元年，朱元璋的登基大典一完成，就马不停蹄地赶赴汴梁，亲自指挥讨伐元顺帝的25万明军；成祖朱棣五次亲征朔漠，追剿故元蒙古贵族残部，披坚执锐，亲冒石矢，建树了赫赫武功；仁宗享国极短，其子宣宗刚上台，便亲率六师一举荡平汉王朱高煦之叛。父祖们的雄风，为春秋鼎盛的明英宗起了巨大的导向作用。
其二，英宗正统年间是明王朝的多事之秋，处于危机四伏的时代。那时宦官干政，武备松弛，地荒民逃，滇西发生动乱。然对明廷威胁最大的，莫过于北方的蒙古，自元顺帝北逃以来，蒙古各部的势力此消彼长，虽未能重建对中原的统治，但活动在辽东、漠北和漠西的蒙古势力，一直是明王朝生存发展的巨大威胁，明朝边防、军备的核心始终放在对付蒙古贵族的基本点上。
第三，瓦剌骑兵此行来势汹汹，大有摧垮明王朝九边防线，重新入主北京的势头。瓦剌兵分四路，声威大震，明朝大同参将吴浩率兵迎战，兵败而死，军情吃紧。面对主要敌人的强势进攻，前线的节节失利，瓦剌已成为明朝的心腹大患的严重局面，明英宗不得不高度关注之。
最后，皇帝亲征可以振奋人心，鼓舞士气，且作为一国之君，就应该义不容辞地肩负起保护社稷苍生的重任。况且，皇帝亲统大兵，也有利于巩固皇权，维护国家统一和内部稳定，比之贪生怕死的宋徽宗，血气方刚的明英宗勇气的确可嘉。
综上，明英宗亲征是上承祖宗遗志，下保山川黎民，其主观目的是好的。所以，是亲征还是不亲征，孰是孰非，应该取决于国力装备及部署如何，亲征本身则无可厚非。
三、是否受王振挟持的问题。
很多史料中皆提到，明英宗是受王振挟持才被迫出征的。其实，这种可能性不大，英宗与王振的关系不同于汉献帝与曹操的关系。王振出身低微，本是充军的命，他之所以能够权倾朝野，呼风唤雨，作威作福，皆是拜英宗所赐。王振固然权大，但不过一宦官，远没有达到架空皇帝的地步。有明一代，凡十六帝，有明有昏，有的宽简爱民，有的暴虐残暴，唯独欠缺的就是傀儡，他们大体上都掌握了最高决策权。而且很多人归顺王振也并非真心实意，而是另有他图，有的是为了自己的仕途，有的是惧怕皇帝而对王振敢怒不敢言。说白了，王振的一切都是英宗所给，王振并不具备挟持皇帝的条件。土木兵败后，王振被樊忠用锤锤死表明明英宗并非王振手上的木偶，挟持一说纯属子虚乌有。
四、谁该为土木之变买单。
英宗被俘后，群臣将矛头对准了王振余党，在他们看来，王振是此次兵败的罪魁祸首。在监国郕王朱祁钰的默许下，群臣联合起来赤手空拳打死了锦衣卫指挥使马顺、宦官毛贵、王长随，又将王振侄儿锦衣卫千户王山押赴西市凌迟处死，将王振家族不分老少皆斩杀，抄没王振家产。夺门之变后，上圣皇太后孙氏在废景泰帝为郕王的懿旨中指出，兵将失律是土木惨败的主要原因。实际上，客观地说，土木之变有其必然性，朱明王朝降至正统年间，文恬武嬉，承平日久，边帅、监军等官员侵吞屯田，私役军士，行伍脱籍，官侵月粮，军械失于更新，士马失于训练，武备松弛也相当严重，猝遇强敌，吃败仗是意料之中的事情。而王振一意孤行，反复不定，累失良机，罪不容诛。但责任最大的当为一朝之主的明英宗，因一己私情将军事大权完全交给外行王振，排斥其他大臣，最终导致指挥系统混乱，不仅害了国家，害了将士和百姓，也害了王先生和他自己。
土木之变使昔日强盛的大明朝一下子变得摇摇欲坠，顷刻间，面临着亡国和灭顶之灾。其失败虽是必然，但如此惨烈，则纯属偶然，皇帝被俘更是出乎意料。
（责任编辑：梦月）